伦敦城里的唐吉诃德:一位退休老人的反叛

原创 B慢生活  2020-06-17  阅读 444views 次

伦敦城里的唐吉诃德:一位退休老人的反叛

《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是什幺样的故事?是一座大城市中住着一名幽怨老男子的故事。

打从得了诺贝尔奖,奈波尔就成为读者心中的后殖民写作大家。就论述而言,后殖民代表了奈波尔在印度根源与英国生活间的冲突,但就生活与创作而言,那就是一种忧郁。他反反覆覆在书写中寻找、定位自己,而《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作为奈波尔年纪刚过三十岁的奇异的转折点,反映的是定位座标之外的留白。奈波尔试图以文字捕捉虚无:那些逐渐消解我们自我的是「什幺」?又或者「不是什幺」?

其实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这部中篇小说之前,奈波尔已出过四部奠定名声的小说,内容都是描写家乡千里达的乡野生活。《史》是第一部以英国白人男性为主角的作品,背景更设定在伦敦,奈波尔却说这是截至当时「最接近自传的一部作品」;另外也有论者表示,虽然史东先生不是印度人,但面对的问题却和奈波尔之前的小说主角一样,都是流离失所之人。

一个住在英国的英国人要怎幺流离失所?六十二岁的史东先生住在伦敦郊区,单身,有房,有管家,是在大公司有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日子乾乾净净,几乎是公民典範。他每天有固定生活仪式,读报时间也有安排(有时候真读,但大多时候只是摆个知识分子模样),生活中所有细节都以数字数算(比如老想着认识某位朋友已达四十二年),就连对管家的恶作剧都有特定脚本。但所有安稳围绕出一片无法忽视的苍白,史东先生摸不到那苍白,但又清楚明了。那种摸不着的感受就像奈波尔曾在一九七二年的杂文〈伦敦〉中表示:他觉得被排拒在外,因为「一切都在紧闭的门后发生。」

难道大都会的疏离与后殖民的流离类似?明明是以小说为志向的人,我却在三十出头写了一本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集,内容包括伊斯坦堡、台北与花莲。现在回头想想,与其是为了认识世界,不如说是为了逼近自己身为城市中产阶级的苍白核心:当身边朋友大多已在职场落脚,面向未来的冲刺转了型态,彼此之间成长土壤的差异便更直接地突显出来。从前我们拥有共同目标(敌人?),也就是在社会上争个一席之地;此刻我们却得慢下脚步,更清晰地思考何谓「生活」。于是有人开始複製家中长辈菜色口味,有人开始学习老家年节拜神所有习俗,当然婚姻可能是某些人的成年礼,但无论结婚与否,形塑个人独立的生活宇宙需要过往星系传来的讯号。而都会比起乡村更缺少这些亲密人际组合起来的星球碰撞。

比如同样在那篇杂文中,奈波尔提到常常晚上去夜店或看戏后回家寂寞得不得了,简直无法忍受这种缺乏「群居乐趣」的「大都会隐私性」。

城市太有能力把生活架空在人际关係之外。便利商店当然是好隐喻。日本大城市许多孤立的茧居族光靠二十四小时便利商店就能过活。消费城市提供的游乐太多,足以让人不与人互动却仍拥有与社会共同脉动的错觉。或许是想有所抵抗,史东先生是靠厕所窗外的一棵树来感受时间脉动。活生生的树。简单、无趣、缺乏声光效果,但大自然毕竟是最实在的时光轨迹。相对起来,史东先生屋后那位以无止尽装修作为人生志趣的「男子」几乎就是消费主义的奴隶。

为了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疏离感,奈波尔在故事中将所有弱化人际的身分框架极度强化,几乎是暴力地把性别规制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婚姻中的女性如何扮演尽责的妻子,我一边翻译一边忍不住要发笑,「现在他也明白玛格丽特是个女人,她将自我最重要的价值维繫于身为女性及妻子的功能,也就是替男人备食及着装,取悦并鼓励他们,偶尔色诱,且永不让他们失望。」(五十多年前的小说,跟现在的情况真有差距很远吗?)以及男性又如何因为婚姻而被迫成为勇猛护家的丈夫。关于小说,有些作者习惯将所有掌控人类行为的钢架掩藏在细节里,有些作者习惯将其全面性裸露,比如董启章的《安卓珍尼》谈女性与男性在权力建构上的关係,某一段就这幺解释了现在流行称为「mansplaining」的现象(有人将其译为「直男癌的说教」):「我丈夫不是医生,但他说话的时候总像一个医生一样,能够分析你的病因、判断你的病况,然后给你设定疗程。他不单是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好医生,他把一切解释得那幺清楚、透切和详尽,让人没法质疑他的权威。」

至于擅长细节侧照的比如孟若,举一对男女调情场景为例,她就用细节隐喻并混合了权力关係与角色个性,「他洗碗盘,我负责擦乾。他在我腰间繫上一块抹布,保护这件衣裳。他拉过两端绑好以后,一只手放在我的上背。非常有力的施压,感觉每根手指都分开,像是在用专业方式测量我的身体。那晚上床就寝时,那股压力还留在我身上。从小指头到大拇指,我能感受到强度的变化,我真喜欢。」如果孟若的语言是柔韧的海浪,奈波尔用的是一把形状有些古怪的肉刀,不算太利但仍能刮下现实的骨边肉,另外还能切出一点恶搞又自怜的形状。

比如史东先生在报上读到一名女性抱怨总被男人偷看,最后激动地说「我还真想直接给他们看好了。」奈波尔便如此作结,「那封信充满喜悦,以纯真语调向众人证实春天的来临。」状似讽刺女性,但对照史东先生对男女性别僵固表现的不满,里头也不免有些哀伤的打趣成分。

虽然如此因为都市而幽怨,基于反叛精神,奈波尔还是让史东先生去创造了一个让公司退休人员彼此关怀互访的「骑士伙伴」计画。史东先生在都市中试图行使一种老派的人际互助伦理,姿态几乎唐吉诃德一般滑稽又悲壮。说到底,他寻求的其实只是那棵树自由生长的生命力量,是几乎说出口都让人觉得难堪的「爱」的连结感。他想卸下所有标籤与仪式,真正碰触他人灵魂,但城市可没想这幺简单放过他。

城市几乎是独立活物,它侵蚀你又丢下你,好不负责任的东西。但若要感觉爱,或许也得爱这东西,如同史东先生最后明白,他无法阻挡消费文明的攻城掠地,但若想拥有爱的能力,得先把恐惧提炼出爱。前阵子看了部跟纽约有关的纪录片,许多纽约人被问了「纽约」这座城市对他们代表的意义。果然这座世界大城之一带给大家的都是节奏迅速、形貌多变与风格强悍之类的感受,但其中一人是如此语带情感地说,「我知道纽约不需要我、而且会将我彻底遗忘,光想到这点就令我安心。」这幺通透的爱,也想推荐给史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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